该法经过数次修改，成为美国企业在向海外投资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基本法律规范。
历来民族关系融洽的时期，也都是少数民族发展状况良好，民族尊严、民族自信心、民族认同与国民自豪感、民族团结意识、国家认同相行不悖、彼此强化的时期。民族问题上单纯的形式平等其是不公平的，也是进一步拉大民族差距、激化民族矛盾的一个基本原因。
其二，民族认同、法治底线与少数民族权利的特殊保护。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拓展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空间，拓宽少数民族在国家层面的利益表达渠道与利益协调机制，提升少数民族成员参与国家事务的积极性，增强少数民族的国家归属感与认同感，努力打造全民族法治共识下的利益共同体。[14][英]安东尼·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2年。也正是因为一般意义的存在，而在对待公民时，其是超越于个体特殊性意义的存在，排除了宗教、文化、民族等多因素的考量，力图建构人观念的一般性对待，强调一种中性之人理论下的人人平等式的形式法治。以至于有学者呼喊，中国现在保障少数民族权利方面存在的最为急迫的问题，不在于没有法律规定，而在于法律规范的具体化、现实化和执行问题。
具体而言，需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完全以市场化的模式来治理民族问题，实质是政府缺位。从阿尔巴到阿法狗，再到阿法元，只有十七年。
于是法官和当事人都试图用科学技术之光来照亮那个容许自由裁量以及非正式操作的暗箱，借助计算机来保证审判的公正、效率以及精密。大约与此同时，日本的电子技术综合研究所(现为独立行政法人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也以KRP程序语言编制出包括实体法和诉讼法两种规则及其相互关系在内的专利法检索咨询软件 。在这样的现代法治体制面前，大数据、云计算、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都只是实现合法正义的辅助手段，切不可本末倒置，这是我们始终应该铭记的一条基本原则。另外，计算机法律专家系统和司法行政支持系统的研究开发也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
进一步探索建立符合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管理需要的，具有快速反应和宏观分析能力的现代司法统计工作和管理体系。一般而言，传统式样法院的基础设施建设是耗时费力的，需要购置和安放卷轶浩繁的法律法规、判例以及诉讼卷宗，需要相应地扩大办公面积和人员编制，但计算机系统和多媒体可以帮助原先条件比较落后的中国司法机构实现跨越式发展。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目前中国关于法律知识的数据库依然非常不完备 。2016年3月15日，计算机智能网络程序阿法狗(AlphaGo)以4:1的战绩击败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引起全球轰动。鲁特哥兹大学到1977年已经开发成功世界上第一个计算机法律专家系统――根据LISP程序语言记述的处理公司并购税务问题的TAXMAN，有利于精准和迅速处理大量的事务性工作 。不难想象，从1990年代末开始，法国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曾经深入分析过的那种合理的、精密的权力关系以及微观层面的规制化、组织化、效率化、机械化的风景，究竟是如何以计算机系统和数码信息技术为杠杆在中国的各级法院渐次展开，终于蔚为大观。
这个查询系统的进化版本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中国法律信息检索系统北大法宝，记得早期它的标语是e法律，0距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司法权的中立性注定了对不同利益诉求和价值判断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而最早的相关实践，或许是我亲眼所见北京大学法律系留美回国青年教师张力行和几位研究生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于1985年着手创建涉外法规查询系统的场景。要问理由何在，答曰：首先，任何法律专家系统软件都意味着作出一种纯粹的法律实证主义预设。
一旦审判主体和决定者难以特定，那么权力边界也就变得模糊不清，司法问责制就很容易流于形式，至少推卸责任的可能性被大幅度扩充了。第一个改革五年纲要是从加强法院办公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提高司法效率和法院管理水平角度来理解信息技术的意义，强调要审判法庭要配备安全检查、法庭文字录入、录音、录像、投影、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等相应的技术设备，要求各级法院在2001年底前，基本实现计算机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在庭审记录、诉讼文书制作、法院人事管理、档案管理、统计数据信息处理等方面的应用。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了《关于全面加强人民法院信息化工作的决定》，紧接着制定和颁发了《人民法院审判法庭信息化建设规范(试行)》。在美国，布鲁斯?布坎南和托马斯?希德里克于1970年11月发表《关于人工智能和法律推理若干问题的考察》一文 ，拉开了研究如何对办案活动中的法律推理进行计算机信息系统处理的序幕 。
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智慧法院的建设具有重要价值，也大有可为。这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现代司法过程的结构和功能，使得法官自由心证失去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制度上、技术上保障。其结果，不得不承认，裁定的主体、标准以及程序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景象：法院俨然判决工厂、法官仿佛在流水作业线上进行操作的技工、审级的意义在削弱、公检法司不同角色的协同性和统一性在加强。五、诉讼信息系统与智慧法院在各地 与电脑量刑处于不同层面的审判辅助信息系统也在不断发展，从2007年到2017年这十年，中国各级法院都在快速进入信息化时代。这只奇特的转基因生物，标志持续了四十亿年的自然选择和进化体制被突破，从此人类对生命也可以进行理性设计，社会结构势必随之激变 。更重要的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将会变成法庭辩论的断头台，酿成一切取决于既定的软件，面对面的对话式论证算不了什么的氛围，使中国本来就很孱弱的法律推理、法律议论以及法律解释学更加无足轻重。
反过来，假如在这样的状态下就通过机器把法庭内外的对话和沟通加以格式化、固定化，很可能会阻碍法律解释学、推理技术、专业化教育以及审判者伦理人格的发展和提高，使司法流于一种检索和推测的简单智力游戏。到2003年，中国审判法律应用支持系统在全国推广使用。
换言之，法治的本质是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力压人。在我看来，正是基于这些考虑，1999年10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才把采用信息技术、树立在线审判体制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 。
站在中国法律传统文化的视点来看，可以发现律令制的根本特征在于重案的绝对法定刑主义以及尽量压缩审判者裁量余地的机械化、细则化的条文构成。假如存在复数的法律知识数据库，如何使它们互相联系兼容并对它们进行排除矛盾和冲突的整合以及有效的一贯化控制，也是颇棘手的重要课题，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有望获得进展。
2017年6月初，中央政法委员会组织十几个专家学者到上海、南京以及贵阳考察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的成果，各地、各机关介绍经验的重点其实已经在不经意间从司法体制革新悄然转向司法技术革新。2017年10月19日，各大媒体又报道了美国谷歌伞下子公司开发的阿法元(AlphaGo Zero)程序能够无师自通、凭借自学和创造力就可以掌握人类未知的围棋下法。四、围绕电脑量刑的试验与争论 这种司法人工智能化趋势的最激进表现，就是山东省在2006年高调推广淄川区法院三年前开发刑事审判专家软件的经验、在当地各级法院中普遍实行电脑量刑，曾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则轰动性新闻。但是，如果更进一步，让人工智能超出辅助性手段的范畴而全面应用于审判案件，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取代法官的判断，那就很有可能把司法权引入歧途。
显而易见，以毫无节制的人工智能+方式改造审判空间后，这样的法官定位势必发生极大的动摇，甚至造成审判系统乃至司法权的全面解构。如果再深想一层，在这里还表现出对审判本质的理解方面的变化――有关机构正在试图用专业性共同语言(按照法律要件整理事实并进行严格论证)来取代日常性共同语言，尽量排除情绪化因子和暧昧涵意对推理的影响。
2015年12月11日，三位研究者宣布他们共同开发的AI系统具有人类认知的弹性，通过概率程序能够区别字符的本质特征和非本质特征，并能从少量案例提炼出新概念 。实际上，在很多场合，审判俨然已经成为法官与电脑工程师共同决定的结果，判决自动生成机制也很容易导致数据算法支配个案司法的事态。
六、对司法人工智能热的冷思考 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加强，中国法院受理的案件规模年均以两位数增长，颇有诉讼爆炸之势，导致法官人均办案件数急剧攀升且居高不下，这也是司法当局积极采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型信息技术以提高司法效率的重要原因。但是，数据铁笼、判决自动生成等做法很容易造成算法支配审判的事态，使得法官无从负责，对法官办案的结果也很难进行切实有效的问责。
计算机可以处理法律条文内容中的三段论推理以及关于要件-效果的条件式推理，也可以处理案例特征与数据库检索到的基础案例特征之间的类似性并进行倾向性推理和判断 ，但却无法适当表现那些决定有效规范在适用上的优劣顺序的元规则。可惜当时尚未发明电子计算机，否则自动量刑的专家系统软件或许早已被列祖列宗设计出来了。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又牵头组织智慧法院暨网络法治论坛，发布了关于司法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乌镇共识。既然电脑量刑的宗旨是精密化审判，那么专家系统软件本身首先就必须经得起精密的审判、法官也必须具备不犯误导鼠标之类人为错误的品格素养――这是一个无需计算机就可以推导出来的结论。
实际上，从淄川区法院编撰的《常用百种罪名量刑规范化实施细则》的内容介绍里，我们可以发现孟德斯鸠式的类似自动售货机的法官标准像与根据条文规定自动得出刑期的传统思维方式之间的互乘效应。为了防止这样的暗淡前景，必须借助法院组织法和法官法修改的机会，明确定位裁判主体、案件审理机制以及新型信息技术。
2001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正式启用案件管理和电子档案系统(CM/ECF) ，据权威报告提供的统计数据，截至2014年末这个系统共囊括超过十亿份可检索诉讼文档，涵盖13个联邦上诉法院、94个联邦地区法院、90个联邦破产法院以及若干联邦专门法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司法数据库 。但一旦真要让法官们据此形成判决，甚至自动生成判决，就难免会遗患无穷。
另外，智慧法院的设想如果流于片面、走向极端，普及计算机自动生成判决的机制，势必导致算法支配审判的事态。从上海到贵州，各地法院都在通过案件繁简分流、核定法官年均最大办案量、加强考核问责、调整法官与审判辅助人员比例等方式缓解案件积压事态，提出了向信息化要人力、要效率的口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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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现在就要想的难题 高全喜：上述这些有益的方面，都是我们站在第1世界的视角来看的，即它们能够为我们的现实日常世界提供什么，弥补我们的经济性和公共性的哪些不足和缺陷。
三、伪区块链满天飞：区别公链与私链 当下，我们会看到很多公司对外宣传自己开发所谓区块链应用，从电商到金融，几乎无所不在。
高全喜：关于人的真身是什么，不同的文化形态其实也都有相关的讨论，例如，佛教里面的真身以及六道轮回这个概念就由来已久，在基督教神学中，也有天国中的人的灵性存在。
在我在实验时所使用的mac笔记本电脑便是一个具体的终端，事实上一个笔记本电脑的全部硬盘加一起只有几百个G，一般而言，去掉人们在学习工作中的资料已经占据的部分，能够供区块链同步数据的空间至多有几十或上百个G，这也就决定了分布式应用时的计算机代码及数据不能太大，像当下很多稍微大一点的项目，一个项目就要几百个Ｇ或者几千个Ｇ，而区块链上所有项目也至多只能有几十个Ｇ，这就要求应用到区块链项目的代码及数据要非常小才行。
为此，必须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既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